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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物考古探宝兴历史源流
来源: 发布日期:2019-07-26 10:04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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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兴早期的人类活动

约一百七十万年直至四千多年前,是属中国的原始社会阶段,即石器时代。我们在宝兴县灵关镇灵关河西岸的“栗栗岗”、宝兴东河的“外郎坪”、宝兴西河的“厄尔山”等地,先后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类曾使用过的各种工具有:石斧、石锛和疑为狩猎用的投掷器等多种。这些器物都是利用当地的石种,经过磨、琢、凿等方法加工而成的,并留下了对这些石器使用过的痕迹。这些石器无疑是记录宝兴早期人类活动的有力证据。我们根据这些实物的特点分析判断,约在距今四千年左右的时期,宝兴就开始有了人类的生存和活动。或许还会有更早一些时期的人类活动遗迹未被我们发现。

自从有了古人涉足这块土地后,他们在此生息繁衍,承袭发展,形成人类社会的延续性。我们在陇东乡又发现了距今二千余年的战国时期的墓葬和文物。已出土的文物有:虎头纹铜戈、手纹铜削和带扣等物。继而还在城关镇、五龙、陇东、明礼、民治各乡先后发现了一批战国至西汉早期的土坑墓葬,出土了许多螺旋柄、三叉格铜剑、铜箭镞、铜小刀和海贝装饰品等。这些文物都证明了宝兴自有古人类移入生存以来,便开始形成了宝兴的人类社会这个历史,并绵延不断地发展下来的事实。反之,如果不存在这种历史事实,我们也就绝不可能在宝兴境内不断发现这些古代人类活动的文化遗存了。

宝兴汉代的社会状况

汉代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至二千二百年左右。这段时期宝兴的人类社会已经开始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结构,无论人口数量和分布范围,都有了较大的变化和发展,属西汉时期的墓葬和文物,已有了较多的发现。在五龙乡胜利坎发现了西汉时期的石棺墓群,在瓦西河口也发现了一大群西汉石棺墓群,并出土了各式各样的铜兵器、兽骨制成的骨锥,海贝等文物。如果结合前面介绍的土坑墓发现的大量铜兵器来分析,则使我们联想到西汉早期这里是否也存在过某种兵戎相见的部落械斗或者是游弋不定的牧野畋猎生活的反映。

到了东汉时期,其社会面貌、民族结构、生产技术、经济状态等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在陇东乡老场发现了近五百座左右的东汉石棺墓群。在五龙乡羊桩也发现了上百座东汉石棺墓群。这些规模较大的墓群,都是属于同一个民族的公共墓地,已出土了的颇具地方特色的,有带足双耳陶罐等文物,罐上面还装饰了牛羊纹或羊头纹。在外廊坪、碓窝山、庄子河坝、江西坪等好几处,都发现了面积数百平方公尺至上千平方公尺的汉代居住遗住。根据多处居住遗址的发现、公共墓地的形成、陶器的大量制作和使用等特征判断,这一时期内,此地的民族已经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并已从游牧生活发展成为定居生活的时期,生产上也有了很大变化,原始的农业已开始出现。我们在兵难攻遗址、厄尔山土墓、陇东老场土墓、瓦西沟东汉石棺墓中,都多次发现了铁锄、铁镰等农业工具和石粟之类的粮食遗迹。而从大量的出土资料考证,这一时期的主要经济仍然是以畜牧为主,并且还处于贫困落后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贫穷悬殊不大,也不使用钱币,生活器具都十分简陋。对于这一民族的形象、装束,我们还可以从出土文物初步勾画出这样一个轮廓:一般身材都不很高,多在1.5公尺到1.65公尺左右。女人在装束上,一般是头上挽发髻,插戴着用铜片或铁丝扭制的大发叉;男人腰上系有铁扣的带子;多数男女手指上戴着一至三个铜质或铁质的戒指;颈项上戴一些玛瑙、海贝、料珠串成的项链;身边佩一把小刀,个别的佩一把铁剑;还未见到戴耳坏的习俗。从出土文物还可看到他们的丧葬习俗:埋葬尸骨时都是朝一个方向,顺江流向而葬;把随葬的陶罐敲破放在墓内,以表示对死者的哀悼;用马腿和羊骨殉葬,用捻毛线用的各种纺轮作随葬品,也是一般的丧礼风俗。我们再从许多较有代表性的文物反复考证,可初步判断:从宝兴兵难攻沿江而上至西河两岸一带,汉朝时代居住在这里的民族,乃是一支古老的青衣羌人,其社会形态,尚处于民族制的部落民族阶段。

据初步调查的情况看,在硗碛乡地区尚未发现如同西河一带的石棺葬的遗迹和遗物,相反,却发现了大量的东汉时期的岩墓群,就是以岩壁凿洞而成的墓葬;并发现汉代以前的聚落遗址,从文物的特征来看,这里在汉代即已居住了另外一个部落民族。至于他们与西河一带的古青衣羌人有什么关系和区别,究竟是属于那一个民族,尚待今后进一步的发现,才能逐步作出鉴别与判断。

唐宋以来的历史发展

唐、宋时期的文物,在目前发现的还不多,在陇东乡老场发掘了一座唐代土坑墓,在城关镇文献山顶上发现了宋代的居住遗址;在灵关、新兴等乡也发现了宋代文物。由于资源有限,暂时还说不准这段历史的概况。从查证多种文献资料,到了明代,宝兴已为穆坪土司所统治,世袭土司职。清,康熙元年(1662年)坚参喃喀归附清廷,仍授原职,请颁宣慰使司印信,全称为“四川穆坪董卜韩胡宣慰使司宣慰使”。从文物调查来看,明、清时期,东河与西河,仍然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民族,即“隆巴人”和“绒巴人”。从已掌握的人名结构、葬俗特征及有关风俗等事实初步了解到:这两个部落民族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不过他们都统一受穆坪土司的管辖。在土司的统治下,绒巴人主要为土司承担多种田赋差役、种地、放牧、砍柴、烧炭等农牧活动;而隆巴人则因性格勇猛剽悍,主要是为土司充当“安勇”出兵作战。在宗教上他们都受西藏文化的影响而信奉喇嘛教,但其深度和广度又远不及西藏民族对喇嘛教的渴求与虔诚;他们各有自己的语言而无文字,与西藏语又不相通;其衣著服饰、生活习俗、居住特征亦与有关地区的藏族有显著的差异。

从清朝乾隆时期开始,穆坪土司所辖地区的交通有了一些改善,如修筑了扎底关外的偏桥、羊村土路、瓦西铁索桥等,此外还吸收了汉族的文化,兴建了城隍庙、关帝庙等殿宇,道光以后,又修筑了初须、老场和若笔等地的铁索桥。明、清以来,外地商旅也随着平定大、小金川的战役、交通的改善,大量涌进穆坪,逐步形成了汉民族的杂居地,这就进一步促使了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乾隆十三年(1748年),五个省来此的客商五十人,还联名为穆坪土司甲勒参纳木喀(即坚参朗康)歌功颂德,立了一块功德碑,现仍保存在下街广场门口。这些材料也可以初步推断出当时此地也曾有过一度经济繁荣兴旺的社会境象。

穆坪土司的统治达到五百余年,直至1929年改土归流,始建宝兴县。东河盐井乡以下至西河一带的少数民族绒巴人,在改土归流以后即逐渐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而汉化,消失了本民族的特征,成为汉民族的一员,仅硗碛乡地区的少数民族隆巴人尚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是宝兴县一个藏族乡。

以上根据文物考古所作的一些粗浅分析,一些片断,不过一管之见,要进一步作系统的论述,尚待今后较长时期不断丰富各种文物,文献资料来进行深入的研究、探索和考证。(杨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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